一、报业投诉委员会的前世今生

1953年，英国成立了报业总评会（PressCouncil）。

旨在推动新闻自由的同时，也要维持新闻界的道德标准。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英国内政部开始质疑报业总评会的办事能力。

1991年改组为报业投诉委员会（PressComplaintsCom－mission），报业投诉委员会成立后第一个行动是颁布了《编辑行为准则》，为普通民众提供投诉的机会，让政府官员、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来监督新闻业的不良行径。

1997年8月31日，英国的戴安娜王妃发生车祸并丧身于巴黎。

车祸发生后，在场的记者没有立即救助，而是不顾人道主义进行拍摄。

这些为抢新闻而不顾职业道德的记者被强烈谴责，英国新闻媒体的公信力不断下降，公众开始质疑报业投诉委员会的执行能力和办事效率。

1997年11月，报业投诉委员会颁布了修改过的《编辑行为准则》，对新闻媒体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特别是关于隐私和骚扰的部分。

根据报业投诉委员会的年度报告，2006年，该委员会接到3325件投诉，90%的投诉者都得到了满意答复。

2013年，该委员会接到12763件投诉，2050件得到受理，委员会对600件投诉做出了相应的处理[２]。

二、行业自律无法遏制媒体道德滑坡

2011年，新闻集团旗下国际新闻公司管理的《世界新闻报》“窃听门”事件曝光，让英国全国上下一片哗然。

2011年7月4号，英国《卫报》在头版披露，女孩米莉·道勒2002年3月失踪后，英国《世界新闻报》就曾雇佣私人侦探窃听道勒的手机语音信箱，当留言占满了信箱后，并擅自删除了部分留言，严重干扰了警方的侦破工作。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报道，窃听丑闻的受害人还包括了阵亡英军士兵的家属。

2011年7月10日，《世界新闻报》停刊，结束了168年的历史。

《世界新闻报》的“窃听门”事件引起了民众的大规模不满和抗议，最大的问题就是侵犯了个人隐私权。

新闻媒体对于公众人物、对于普通个体尤其是荣誉人士和弱势人群采取不择手段的信息获取，则触及了社会道德的底线[３]。

《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曝光后，英国政府针对媒体监管成立了公共听证会—莱韦森调查小组，英国警方也介入调查。

莱韦森调查组在报告中提出，报业投诉委员会没有发挥足够的作用，对媒体滥用职能事件太过“仁慈”，须彻底整改新闻自律机构，建议依靠有法律支持的监督机构来规范新闻从业行为。

三、从行业自律到法律监管

“窃听门”事件导致报业投诉委员会解体后。

谢菲尔德大学新闻研究系教授杰基·哈里森表示，英国媒体一直以来以自发成立的带有自愿性质的监管机制来保证行业自律。

英国新闻业的自律机制无法阻止《世界新闻报》、《太阳报》等报纸用非法手段获取新闻信息，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报业自律机制缺乏强制性，对新闻工作者的约束力较弱。

2011年，NorthernandShell集团、《每日快报》、《星期日快报》等杂志宣布退出报业投诉委员会，不再接受监督。

而报业投诉委员会裁定报业违反编辑行为准则后，最严厉的措施是违规报纸在显要位置登出裁定声明，作用是仲裁而非制裁。

第二，经济利益驱动下新闻专业主义的衰落。

很多评论者认为，新闻集团大亨默多克进入英国媒体业并先后掌握了《泰晤士报》、《太阳报》、等重要报纸，建立了英国天空电视台，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英国媒体的面貌。

政府对默多克新闻集团监管不力，轻易成为英国最有掌控力的媒体集团。

同时新闻集团自身在利益的诱惑下丧失了原则和方向，报业投诉委员会对其越轨行为没有足够重视。

第三，新闻自由与公民隐私权的平衡。

2006年，《世界新闻报》记者克莱夫·古德曼被曝雇用私家侦探窃听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的手机信息。

但是英国舆论对公众人物的隐私被侵犯态度暧昧。

以《世界新闻报》为代表的“小报”，在新闻自由和公共利益名义下，将电话窃听从英国皇室扩散到普通百姓，事态不断恶化。

新闻自由与公众隐私都是宪法保护的权利，只有在不断的协调中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2013年10月30日，英国女王签署了皇家特许状，英国新闻媒体一直争取的“自我约束”的自律体系宣告结束，官方报业监管机构成立。

英国媒体称这是“最黑暗一天”，“英国的言论自由走入黑暗”，强调这将威胁到英国300多年以来的新闻自由传统。

但是大部分民众坚决支持加强新闻媒体监管，他们认为部分英国媒体过度追求商业利益，导致了职业道德滑坡，需要建立新的监管机构和监管体系治理英国媒体行业乱象。

堪称典范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英国新闻业的自律机制面临变革。